3月7日晚，由我院主办的“中外文化十讲”高水平讲座式课程第二期第三讲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老师主讲。
他从董卓入京这一事件开始，沿时间线为同学们分析了魏晋更替这一历史事件的因缘，带领同学一起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到四个世纪后隋文帝再一统天下，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时期，仇教授望向帝国的背影，认为东汉政权的崩坏主要归咎于两点：一是清流与浊流之间的冲突，即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追溯源头是西汉布衣卿相之局转为东汉豪族政治的历史遗留，背后有有权势家族的皇后为专权独宠其亲信及父兄，选年幼孩童为帝；而待孩童稍长，欲夺回权力，又宠宦官，这样的过程在东汉末年不断重复。士大夫们采取清议抗议宦官政治，希望借舆论影响皇帝。二是党锢与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朝堂上的众多有识之士被宦官诬陷，造成党锢之祸，士大夫们的政治理想破灭。“父”“君”先后的讨论意味着士大夫们意识到“家”“国”冲突有时不可避免，传统儒家观念在逐渐瓦解。乱世以后，汉正统的号召力不可忽视，三国“划江可以治否”则是中国政治格局从东西到南北的转化，禅让连续剧也在汉魏更替之时开场。不久后，曹爽专权打破功臣与宗室之间的政治平衡，司马懿在这场政变中不占优势，但他善于将力量集中于最重要的地方，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在曹爽兄弟与皇帝拜谒高平陵的时候，放弃显而易见的曹爽府，转而攻击武库这样的要冲之地，奋力一击，改变了整个魏晋历史的走向。但一时的胜利不代表成功，司马师在继承权利后面临着权利合法性不足及曹魏旧臣的挑战，外部敌对力量虎视眈眈，可谓外忧内患。在诛杀朝廷内部反对者以及平定淮南叛乱后，司马师逐渐建立起了拥戴司马氏代魏的政治集团。
在答问环节，仇教授指出，研究历史，应当以编年的方式，将不同的历史事件加以编排，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仇教授严谨的学风和详实的讲述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